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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获奖的时候莫言讲了几个小故事。
他讲的是自己特别歉疚的事,童年记忆中最痛苦的事,以及特别后悔的事,等等。他说:“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的碗里。”
也许有人奇怪乞丐怎么会愤愤不平?山东确实有特别的风土人情。
记得我读研一的那年夏天,和丁一林陈卫和去威海写生,那天在餐馆午饭时进来一个中年乞丐,我们正尴尬不知怎么办,当地接待我们的文化馆老高大大方方走上前去,让他落座在邻桌,取干净盘子拨上几样菜,整整齐齐端过去,然后还斟了一杯啤酒,像是对朋友对客人一样,安排了乞丐的午餐。再回头来继续陪我们。老高彬彬有礼,乞丐客气也不卑琐,双方从容得体平平淡淡,我看得目瞪口呆!北京人算有礼貌吧?没见过这样的人情风土。
莫言说写作“要把所有人当人写”。要当人写,先要当人看,对所有人,包括被人看不起的人,包括坏人,包括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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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到悉尼时,沈嘉蔚接我去他住的村子玩,正好赶上村里举办自己本村的画展。说是村子,是因为在郊区大海边,住在村里的并没有农民都是“城市户口”。
村里画展很郑重的,租用一所学校的大礼堂当做展场,面积大,天花板很高,灯光也足。一两百件作品吧,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挂起来,作者全是本村的居民,观众也是本村的住户,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退休的老人和在读的中学生都有,其中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沈嘉蔚告诉我在这样“业余”的展览会上,参加的作者竟然还有相当著名、“有身份”的大画家。他们也高高兴兴挂出自己的作品,和自己邻居们的挂在一起,也标上自己的作品名称作品价格,也端着纸杯子,喝着廉价的速溶咖啡,也邻居们、朋友们开着玩笑打着招呼。在这里大家都是喜欢画儿的,都是喜欢画画的。只有这一条理由,把人们聚在这儿,把人们聚得很单纯。
想想,越是圈子的上层,越到宝塔的尖儿上,情况越是不同,越是红尘滚滚俗气熏天。尽管任何人,无论上层下层,大家都看不起势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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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在山东临沂地区有过一个大活动,油画的写生活动。那些天有坐火车路过的人说,临沂一带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全是画画的年轻人,不说上万也得超过几千。在阳光底下,在树荫里,用画架的,支画箱的,蔚为大观。
我到临沂时已是尾声,一部分作品已经集中起来准备做展览了,小伙子们已经明显被太阳晒黑了,自称是油画写生的俱乐部。
他们喜欢风景,喜欢在外面漂,每天画得多,风格并不统一,并不是某一种语言样式的追随者。但是他们从全国许多省市聚拢来,从许多院校聚拢来,都愿意面对活生生的大自然,愿意投身到这个有风有雨有烈日的大自然里,在沐风栉雨的过程中感受自己生命的温度。在这里没有什么职称学位的优越感,没有身份高低,都顶着太阳,都吃着食堂喝着廉价的啤酒,都拿自来水冲凉,他们说,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被他们感动了,被他们的热情、他们青春的生命感动。我知道他们是幸福的,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青春。当然可以估计到,他们的未来只有少数人是大画家,但是更加可以断定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段记忆--当他们和朋友一道投身大自然当中的时候,是怎样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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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有技巧问题,有所谓语言问题。其实文学又何尝没有技巧、没有语言问题?说故事的能力比刻划形象的能力比描写一束阳光的能力不见得哪个更容易些。但是远远高于那一切能力、技巧、语言之上的是作者那颗心,那颗悲悯、智慧的心。
读者读作品其实是在读作者,作者读生活,其实是在生活里修炼自己。
这种修炼时时处处都有机会。
据说打发要饭的必须当心,要善待,因为神总是化身乞丐来到人间考验众生,看谁不善。
戴士和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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